我是如何预判校外教育政策的?

时间: 2024-04-29    文章来源:中托盟     阅读:164    
我对政策的敏感性,来源于我的第一份工作——报社记者。
20岁走出校门,我就进了报社的门。那是老家的县报,当时的社长号召全员抓收入,人马基本上都去跑广告和发行了,编辑部只有六个人办报纸,一个主任、四个版面各一名责任编辑、一个美编,我去以后,成了唯一的专职记者,主要跟随四大家领导。正常一天要开三场会,手头塞满了领导讲话、文件通知。开始觉得这样的文章最好写,后来发现想写好不容易。尤其是犯了几次错误、被领导追究后,渐渐有了战战兢兢、如履薄冰的感觉,知道了政策的严肃性。
几年后,我考到市报、省报。在湖北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楚天都市报,一进去就分配我跑省党政线。这是一张市民报,过去对党政报道并不重视,党政机关对于是否在楚天都市报发稿子也不是太重视,很多时候甚至是防范的。这给我的工作带来难度,但作为跑线记者,我要写稿发稿挣稿分啊,所以工作难度加大,无形中让我的能力得到提升,我更善于学习政策、研究政策、解读政策,从政策中找新闻。应了那句话:难就对了,说明在走上坡路。再后来,领导把我安排在总编室,担任一版、二版这种重要版面的编辑,说明对我综合素养尤其是政策把握能力的认可。
2004年,我担任楚天都市报襄阳新闻部主任期间,带着征集来的读者关心的问题,采访襄阳市教育局时任局长李菲,得知校外培训市场巨大,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,纷纷送孩子到培训班上课,而国家禁止公办学校补课办班,但是对于有证的培训学校,不但不能禁止,还要做好服务。教育局长介绍的,自然是校外培训领域的政策。多年来培养对政策的敏感性,让我一下子意识到,这是重要的商机。于是,我以家属的名义,申请开办了一家作文培训学校,我用业余时间,涉足了校外培训。
在培训这个领域里,我接触到了众多家长和孩子,知道了他们对孩子放学后管护和教育的烦恼。通过研究政策,我惊讶地发现:国家对学生托管的管理,竟然是空白!教育局不负责批准开办托管学校,工商局(后来更改为市场监管局)能够批准的经营范围里也没有“托管”这个门类。
我知道,在中国,凡是政策鼓励你办的,基本上是不能办的,因为肯定是有难度的,所以才要号召人们去干,因为肯定不容易赚钱,才会给补贴让你去干。但是,补贴是人人都能拿到的吗?未必。再说了,政策一发布,大家都知道了,瞎子都能看见的,还能叫机会的吗?与此同时,政策明令禁止不让干的,也不能干,干了就叫顶风作案,出来混,总要还,何必呢?最好的地带,就是政策没有鼓励也没有反对的,政策压根还没有关注到的,叫政策空白地带。法无禁止即为可,你不用担心政策问题了,你考虑的就是市场需求问题,在政策空白地带,只要市场有需求,你就大胆干、放开干!
于是,我决定从培训转向托管。于是,我在报业巅峰之际,放弃了待遇优厚的编辑记者工作,投身了当时毫不起眼的学生托管,立志于打造中国第一个学生托管品牌,把晋级托管学堂发展到了全国,带动了几十个托管品牌的出现。从打工到创业,从培训到托管,我的决策无疑是非常正确的,正确来源于我对政策的准确把握。
疫情期间,晋级教育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晋级托管学堂、友妈帮托管加盟校,大都存活得不错,不能开学我们就线上服务,没有学生我们就抓老师培训。疫情过后,我们的加盟校很快表现出生机勃勃的势头。可以说,这也与我在线上线下不断开课、发语音、发视频,给加盟校的校长和老师分析政策密不可分。
从事校外教育的老板们,你们作为机构的首脑,作为把握方向掌舵者,必须对这个领域的政策了如指掌。对!就像了解自己的手指和手掌一样,而不是一知半解,模模糊糊。掌握了政策,就能利用政策赚钱;不了解政策,就要被政策所伤害而亏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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